抗战时期，新四军中有一支与众不同的部队，尽管人数将近三百，却连一挺机枪都无法凑齐。这个营的战士们穿着补丁重重的棉袄，衣衫褴褛，以至于周围的老百姓给他们起了“叫花子营”的绰号，大家都认为这些身处困境、饥寒交迫的士兵不可能有所作为。然而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这支队伍经过两场战斗，竟然迅速崛起，成为皖南地区的精锐力量。
营长成钧是从湖北的农家走出来的人。自幼丧母的他，生活艰苦，十几岁便投身革命，1940年被任命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一营营长。当他抵达驻地时，发现手头的装备极为简陋，三百名士兵的基础装备中一挺连发的轻机枪都找不出，弹药稀缺到连训练用的靶纸都要节省。国民党方面承诺的补给从未实现，士兵们在冬天仍旧穿着原先带来的破旧棉衣，白霜在他们身上结了一层，袖口磨得透亮，让路过的老百姓不由得感到心疼。
成钧没有在意这个外号，他心知肚明，要想改变现状，靠等待是不够的，必须通过打胜仗来获得装备。他上任后，立刻着手进行训练和扩大队伍，短短几个月内就吸引了超过一千名新兵，自己只留了两百人，余下的都被送往了团里。结果团里因上级的要求将新兵退回，认为擅自扩军会影响到整体战线的统一。这让成钧非常郁闷，他理解政策的必要性，但也明白，自己处于弱势时，无论说什么都无济于事。部队的实力和装备水平只有依靠自己的能力争取到。
在训练上，成钧特别严格，他没有靶纸就用摘下的松枝做标记，让风吹着树枝晃动，迫使战士们练习如何稳呼吸、准瞄准。他挑选了眼神稳、手不抖的士兵，专门进行射击训练，目标明确：打掉敌方指挥层的要害——军官、机枪手及观察员。而在自己队伍训练的同时，成钧也没有闲着，化身成当地的村民，躲在公路边观察日军的车队，熟悉敌方的出动频率和路线，甚至记下多久来一队。
1939年2月，日军一千多主力开始围攻第八团，指挥部命令大部队转移，一营则留下来进行掩护。成钧毫不犹豫，晚上便带着三个连长潜伏于预定的公路段，四个小时一动不动，终于掌握了日军粮车的出行规律：三辆一组，每小时一拨，车上满载着米粮和弹药。他选择了一个废弃的砖窑作为伏击点，计划在第一辆车进入窑口、最后一辆车通过拐角时发起攻击。夜里十一点，车队如期进入伏击圈，手榴弹倾泻而下，第一辆车被击毁，第二辆车侧翻进沟，第三辆则仓促逃跑，敌军还未站稳脚跟便被消灭。
这一战下来，营里缴获了八十多支步枪和两挺机枪，此外还有两车军粮，伤亡日军超过一百五十人。这次胜利极大提升了士兵们的士气，大家的腰杆也逐渐直了起来。没过多久，第二场战斗又来了，目标锁定在桐城南边的一座伪军炮楼。成钧带队趁夜行动，成功解决了二十一个伪军，甚至连蹲在厕所里的敌人也没能逃脱，缴获了两挺崭新的机枪。
就这样，营里终于积累了四挺可以使用的机枪，成钧为最稳的十二名射手配备了新枪，进一步加练，目标明确：瞄准敌军中的指挥官、机枪手和侦察员，以一击必杀著称。依靠这种战略，后来的日军反扑毫无反应地被一营牵着鼻子走。日本通常使用炮火轰击后展开冲锋，成钧安排战士提前藏进石缝和破旧的坟包，炮弹落空后再出来清理残余。机枪打完后迅速换位，使敌人无法寻找火力点，最终冲上来的敌军成为了活靶子。
不久，一营逐步扩编成团，后来又发展成为新四军第二师第五旅，早已没人提起“叫花子营”的名号，这支队伍成为淮南地区的主力部队。此后，成钧带领队伍走出国敌，参与了解放战争，包括宿北战役、莱芜战役、淮海战役等，几乎没有落下一场硬仗。新中国建立后，成钧转任防空部队，后来晋升为空军副司令员，五十多岁时成功实现从步兵指挥官到防空战将的转型。他创立“导弹游击战”的理念，以机动方式打下了多架美国U-2侦察机，获得了中央领导的高度评价。
成钧的一生，从湖北农村的牛仔成长为空军的副司令员，经历过冤屈和五年的监禁，平反后毫不犹豫地复出，为国家贡献力量。1955年，他被授予中将军衔，1988年获得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，后于北京去世，完成了他七十七年的奋斗人生。许多人对这一历史感慨，认为贫穷绝不是无法打胜仗的理由，而装备的匮乏也不应成为失败的必然。能够灵活运用手中有限的资源，绝对可战胜重重困难，这正是那代革命者感动人心之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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